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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大家】上海地域文化的一曲挽歌

来源:中国方言 编辑:方言翻译 时间:2018-01-09

[摘要]“爸爸讲四川话,所以是四川人;妈妈讲河北话,所以是河北人;我讲普通话,所以是普通人。”做普通人是好事。但是以思维单一,丧失丰富内涵为目的造就的普通人,恐怕不是好事。

任大刚,男,四川人,腾讯·大家专栏作者,编辑和管理新闻评论者,担任过东方早报评论部编辑和主任。

今天中国,新闻事件的离奇曲折正在完败小说家的奇妙构思。以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为基础吸引普通读者的小说创作,正面临着数百年来不曾有过的危机。

小说何为?《繁花》的出现,可能是部分答案。《繁花》之吸引人处,不是情节,也不是人物。读《繁花》,犹如菜场老爷叔泡着一壶茶,坐在弄堂门口,絮絮叨叨地用上海方言,讲着这一片居民区四十多年来的蜚短流长。老爷叔向围坐的听众展示的画卷,迥异于一些旅居上海的作家想象的十里洋场,不同于本土作家笔下的旧时光,与衡山路的灯红酒绿也没有多大关系,它就是实实在在的、里弄里的老上海新生活。

【大家】上海地域文化的一曲挽歌

这种贴近口耳之间的展示,端赖作家娴熟自如的方言运用。很难想象,如果作家再将它“翻译”成“普通话”版,这部小说的魅力是否依旧。可以说,至少在这部小说中,方言运用具有本体论地位,人物也好,情节也好,不过是“用”,是展示方言魅力的工具。这是这部小说的体用关系。

上海的方言小说在近代已经出现,但并没有像今天这样引人注目。

作者金宇澄先生是一家文学刊物的编辑。而举凡在大众读物里做过编辑工作的,很少不为形形色色的作者千篇一律的语言所苦不堪言。哪怕是知名度很高的作者,他的作品署名“张三”大概可以,署名“李四”也未必有读者发觉。语言的平面化,其实是思想和思维平庸化的直接表征。

日常工作中看到的平面化表达,已经严重伤害了作家的文学情怀,他要尝试一种不一样的语言,确切地说是方言,抵达生活本真。事实证明,他成功了。他的这个尝试,至少使笔者从新闻事件与小说创作界限日渐模糊中清醒过来,重新确立了两者的边界——新闻记述,无论如何无法在语言运用上寻求多大突破,而小说却可以运用裕如。

更重要的是,在今天方言日趋式微背景下,《繁花》的方言运用和所引起的强烈关注,提醒着一种裹挟各种诉求的语言运动正在渐渐迫近。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,在中国,方言的背后,不仅关涉地方文化,而且以方言为底色,可以加贴政治标签、经济地位和人格尊严。

通常地,语言无非用于人际之间交流看法和信息,但是当每个人都被体制化,语言,尤其是方言,会被附加体现政治尊卑的强大功能。

笔者老家乡下一个长辈在上世纪70年代初,到福建沿海当兵,刚服役不久,就拍了一张从悬崖上纵身跃入大海的照片寄回来,乡亲们争相传看,轰动一时。要知道在闭塞的川西平原,走出过四川的人物屈指可数,见过大海的人更是寥寥无几,能够纵身跃入大海的,万无其一。

过了一两年,这位长辈回乡探亲,已不复乡下青年打扮,不仅一身整洁干净的军装,而且对短暂作别的故乡作陌生状,他一手叉着腰,一手指着烧了多年石灰的石灰窑,用电影和广播里经常听到的普通话问道:“这是大队的灰窑吗?”随行的喽Up们赶紧应答,“是,是,是。”

这个排场拉开了他与乡邻之间的距离。那个时候的乡下人都知道,讲普通话的,要么是主导本地政治生活的南下干部,要么代表着来自京城的政治权力。如今这个本乡青年讲起了普通话,大概多多少少沾着了些官气,与“我们”不在一个档次了。而即便在上海,前些年里,在一些公开或私下场合,是否讲“普通话”也是标识所议论事情是否“正式”与“官方”的某种暗示。

一个大一统的国家,通行一种人人听得懂的语言,为政令畅通计,原本为必须。但是当它被传统政治附加上更多的身份识别功能时,事情就显得不那么简单了。比如在传统政治生活中,是否娴熟使用官方指定的语言(很多时候是改进了的京城方言),甚至会影响仕途得失。戊戌变法时,广东人梁启超得到光绪帝召见,仅赐六品顶戴,未予实官。传闻梁启超讲不好官话(普通话),奏对时口音差池,不能达意,光绪帝不快而罢。

一个静态的社会,面对国家通用语言,方言的尴尬处境或许是零星的、个体化的。随着人口大规模迁徙,方言的冲突,不仅夹杂着政治尊卑,还含有更为广泛的经济差异等。据《湖广填四川》一书的作者、客家人肖平自述,1987年中秋,他从成都双桥子车站坐班车回洛带镇(成都郊区一座客家人聚居的小镇),车厢内挤满了洛带镇去成都卖完水果回家的果农,他们在用“土广东话”(客家话)谈天说地。而坐在肖平前面的一对情侣对车厢内的汗味和语言明显不适。但见女的“伸长她那娇嫩高贵的脖子,把车厢扫了一圈,用百灵鸟才有的清脆嗓音大声说道:‘怎么成都还有越南人?’一句话让车厢里的说话声戛然而止。在尴尬而持久的沉默中,一股悲哀、一股伤痛涌上我的心头。”

这里,方言是一种最方便的身份标签,一旦被人贴上,要想撕下来,与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拔离地面一样难。相似的情况笔者也遇到过。有一年坐成都市区开出的长途汽车,车到一个乡镇时,售票员与一个当地乘客发生了争执,这名乘客显然不熟悉售票员的省城方言,蔑称售票员为“***”(旧时四川大米产区百姓对经济发展程度更低地区人们的称呼),这种源于“无知”的逆向歧视,立刻使售票员大发雷霆,冲突升级,双方大打出手。

而就在《繁花》面世的几乎同时,另一部上海本土小说《东岸纪事》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。有趣的是,这前后脚描写黄埔江两岸日常生活的两部小说,《繁花》直接用方言叙事,那些生活场景至今依稀可辨,《东岸纪事》的方言虽然要少得多,但作为对浦东前史的追忆,作者夏商先生同样敏锐地观察到方言背后,窘迫的身份识别:

“(家住浦东的)的乔乔也是农村户口,家里有自留地。不过在现实生活中,她被认为是‘上海人,这得益于她一口流利的上海话……从中学开始,他察觉到了语言中的尊卑,有意识学起了上海话。而所谓上海话和本地化的区别,仅仅是声调的平仄起伏。……虽然中学时还知根知底的同学不无妒意地诋毁她:‘明明是乡下人,弄得像上海人一样,真触气。’”

闭塞如四川,开放如上海,其内部都存在着这一很有意思的语言现象——在中国,政治位阶各不相当的地方,虽然同时都在使用各自不同的方言,但是高位阶的可以取笑低位阶的,而不是相反。而且大体上,是北方取笑和歧视南方。曾经一段时间,很多影视作品表现尤为典型——斤斤计较、嗲声嗲气的上海男人;脖子上挂着粗大的金链子,举止粗俗,言语必定为“……啦”的粤港客。他们往往被认为品格和见识上存在短缺,譬如小气、拜金、鼠目寸光,等等。而经济地位低下地区的方言,则专属不堪职业的从业者,隐喻其经济生活的窘迫、寒酸,以此由此带来的人格猥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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